二、“亞投行”的討論忽視了至關重要的主權信貸問題

筆者在前面的綜述已經說明，幾乎所有學者都贊同化解巨額外匯儲備作為“一帶一路”和成立“亞投行”的戰略目標。記者在對中國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研究如何化解巨額外匯儲備存量進行報道時使用了“4萬億外儲‘下天山’”這樣的文章標題，認為“一帶一路”戰略付諸實施，亞投行、絲路基金啟動，彰顯了中國利用巨額外匯儲備加快“走出去”的戰略布局。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很多人認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東風。

中國的對外投資、資本輸出和人民幣國際化建立在外匯儲備基礎之上?只要具備政治經濟學基本常識的人，都會對這種觀點持懷疑態度。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完全忽視了主權信貸作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基礎的根本性問題，如果按照這種觀點去做，它不僅會拖延巨額外匯儲備成因的解決，而且還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嚴重障礙，從而成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利用巨額外匯儲備加快“走出去”確實要比購買美債更合理，但是，作為長期戰略卻是短視的，因為再不解決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美元化的問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不僅無法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反而卻很有可能演變為替外國資本打天下。

從2005年開始，人民幣基礎貨幣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為基礎發行的，形成了事實上的“美元本位制”，中國財政、貨幣和金融制度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人民幣信用本位制被顛覆，美元本位制構成了中國貨幣金融制度的核心，人民幣成為美元的代用券，美元霸權完全支配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以2014年6月末為例，在央行負債方的基礎貨幣高達27.99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21.66萬億元存款準備金和6.33萬億元流通中的現金，在資產方外匯占款高達27.21萬億元人民幣，與基礎貨幣相差無幾，如果加上貨幣黃金等其他國際資產則高達28.02萬億元，甚至超過了基礎貨幣規模，這表明我國基礎貨幣發行已經基本上是以美元等外匯為保證，國內信貸渠道基本關閉。這說明巨額外匯儲備是由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美元化所導致的，在人民幣成為美元代用券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使用美元等外匯儲備對外投資，難道不是在擴大美元的流通范圍和影響力嗎?這種做法難道不是在和人民幣國際化爭奪地盤嗎?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說“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將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難道不是在睜眼說瞎話嗎?

確實，亞投行不使用人民幣結算，對人民幣國際化沒有意義;但是，當人民幣都是以美元作為抵押發行出來的時候，即使使用人民幣作為“亞投行”的結算貨幣，人民幣結算難道不是徒有虛名嗎?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是國內信貸的自主權，如果人民幣的老窩都被抄了后路，放到國外的人民幣將是無根的浮萍，存在著被美元操縱和狙擊的巨大風險。

其次，在沒有解決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美元化問題的情況下，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給他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廉價的資本融資，國內本身的資金供給問題并非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所認為的“不是問題”，而是大成問題。

近10年來，我國貨幣金融領域中的亂象，如貨幣信貸空轉、貨幣信貸快速擴張與流動性緊張、影子銀行和高利貸盛行，其原因就在于高利率和高利差，而高利率高利差的根源則是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的美元化。央行為了回籠因為外匯儲備增加而超發的基礎貨幣，采取了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在央行的存款準備金是商業銀行的一項資產，2014年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利率為1.62%，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利率為0.72%，平均在1.5%左右，遠低于商業銀行負債的綜合成本。因此，商業銀行只有通過提高貸款利率，同時擴大資產負債規模，才能抵補繳存存款準備金的機會成本。這就形成了中國高儲蓄率和全球超低利率背景下的國內大規模貨幣信貸投放與利率利差居高難下并存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以超低利率為科技創新融資的同時，中國企業卻在比其高幾倍的資金成本條件下進行科技創新，這怎么能夠競爭得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特別是在華的跨國公司?

再次，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美元化導致了國內信貸渠道基本關閉，主權信貸的喪失不僅為外資企業在我國建立了不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而且還成為扼殺我國民營企業的強有力的殺手。

美元流入導致中國人民銀行增發大量基礎貨幣，但是，這猶如海員在大海中航行中一樣，“水，水，到處都是水，但一滴也不能喝”，因為這些基礎貨幣掌握在擁有美元的外資和外貿企業手中。為了避免增發大量基礎貨幣導致通貨膨脹，央行不得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緊縮信貸，信貸緊縮導致大量民營企業特別是面向內需的企業無法從正規銀行系統貸到資金，不得不依靠高利貸解燃眉之急(這是影子銀行產生的原因)，這猶如飲鴆止渴，其結果是民營企業大量倒閉，或者在生死存亡線上掙扎，而效益較好的企業也不得不被迫通過向外國銀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資、出售股權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經濟來規避信貸緊縮政策的扼殺。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外資可以倒入美元，因此不受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信貸緊縮措施的影響，其結果是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的美元化就為外資企業在我國建立了不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外資通過用美元換到手的人民幣發放高利貸、收購經營困難的中國企業，迅速擴大和加強了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制，我國的產業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最后，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美元化使我國財政損失了高達20萬億的巨額鑄幣稅收入，這是導致我國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開支嚴重缺乏資金的基本原因，也是產生高鐵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紙幣制度下，由于印刷紙幣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新增基礎貨幣可以粗略視作鑄幣稅。鑄幣稅是如何產生的呢?這是因為，隨著經濟增長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基礎貨幣供應量也要相應增加，簡單地說，如果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10%，基礎貨幣供應量就要相應增加10%(實際上，我國的這個數據高于經濟增長率)，如果不新印鈔票，中國經濟就會通貨緊縮，這將導致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下跌，企業貸款利率上升，生產者將蒙受重大損失。因此，只要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不超過生產規模擴大的程度，就不會產生通貨膨脹。換句話說，只要一國勞動力沒有實現充分就業或資源利用不足，新印貨幣就不會造成通貨膨脹。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每年新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不需要回收的，這些新增的基礎貨幣就是鑄幣稅。一國央行可以通過該國財政部發行的國債將這些不需要回收的基礎貨幣注入經濟體系之中，從而使其成為國家財政巨額“免費午餐”的財源。但在人民幣基礎貨幣以外匯占款形式發行時，我國就無法使用這種巨額“免費午餐”的財源。2003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只有4032.51億美元，而到2013年底則達到3.82萬億美元，10年間增長8.5倍，外匯規模嚴重失控。按照國際經驗，外匯儲備只要能夠滿足3個月進口需求就是正常的外匯儲備，按照這一標準，2013年我國正常外匯儲備應該是5500億美元左右，超過的部分即3.27萬億美元就是我國財政部損失的鑄幣稅收入，如果按1美元兌6.5元人民幣計算，則高達21.3萬億元人民幣。這21.3萬億元人民幣作為基礎貨幣是不需要清償的，是政府的一種“無中生有”的巨額“稅收”，既不需要歸還，也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它相當于2013年2.6萬億元人民幣高鐵債務的8倍，或者大致上等于2013年6月底我國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9萬億的兩倍，換言之，如果我國沒有損失這種“無中生有”的21.3萬億元人民幣的巨額“稅收”，在抵補了2013年的高鐵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后，還可以有7.8萬億元人民幣用于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教育經費開支和填補養老金虧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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