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說明，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深度全球化必將導致其自身對發達國家的貿易、技術和金融的深度依附;相反，通過對本國高端產業、財政金融和國內市場的保護，并借道與自己發展水平相當或比自己更落后國家的價值鏈低端市場作為補充性市場空間，落后國家可以在國際上建立起自己的技術經濟領先地位，然后再去占領原先發達國家的高端產品市場，筆者曾把這種國家崛起的道路稱之為“外圍包圍中心”的道路。

“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將經濟全球化的重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偉大戰略構想，然而，它離不開筆者所謂“不對稱全球化戰略”的另一半作為互補，即針對發達國家保護我國高端產業和貨幣金融制度。

按照上述思路，要破解“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的“阿喀琉斯之踵”，關鍵在于解放思想。李斯特曾經指出，

“在與先進工業國家進行完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一個在工業上落后的國家，即使極端有資格發展工業，如果沒有保護關稅，就決不能使自己的工業力量獲得充分發展，也不能掙得圓滿無缺的獨立自主地位，流行學派沒有能看到這一點。”

許多人已經注意到一種令人疑惑不解的現象：在歷史上，都是發達國家提倡自由貿易，發展中國家強調貿易保護，但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卻一反這種歷史規律，成為自由貿易的堅定捍衛者。難道發達國家的制造業都衰落得不如中國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

筆者認為，除了我國一些人被發達國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宣稱的自由貿易信條所欺騙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國要為一直以來就長期存在的低端產能過剩在世界市場上尋找出路，所以不得不高調倡導自由貿易。但是，我國自由貿易信條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國各產業目前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過剩”正是過去推行自由貿易、自由投資政策所產生的結果。然而，我國僅僅為了解決低端產能過剩問題而捍衛自由貿易政策是一種短視行為，它將使我國在“進口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的低端發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是不可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此，只有保護價值鏈高端國內市場和建立獨立自主的金融體系，我國才能從根本上破解“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的“阿喀琉斯之踵”，從而使其獲得最終的成功。

那么，如何通過根除基礎貨幣外匯占款發行機制建立獨立自主的金融體系呢?在這個條件下，又如何通過“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呢?

問題的關鍵是破除美元霸權，而這首先要從停止增加外匯儲備入手，使外匯儲備下降到能夠滿足3～5個月進口需求的水平。在筆者看來，在不停止外匯儲備增加的情況下，只是考慮如何將增加的外匯儲備運用出去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為此，早在2011年，筆者就提出了如何遏制外匯儲備增加的政策建議，這包括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禁止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和融資、打擊熱錢、逐步取消出口退稅、建立中國出口卡特爾、提高出口部門工人工資和擴大內需等，特別是要徹底拋棄導致貿易順差長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實行貿易平衡。至于如何化解現有巨額外匯儲備問題，筆者認為回購外資企業是最好的辦法，這不僅可以解決外匯儲備所帶來的諸多嚴峻問題，而且還可以同時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土地財政和民營企業大發展的問題，并引發一場為中國新工業革命提供廉價融資的“金融革命”。當人民幣基礎貨幣在國內完全實現自主發行之后，我國可以通過對“一帶一路”國家發放人民幣貸款，在這些國家使用人民幣進行投資，在國際貿易和“亞投行”中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通過這些措施，在這些國家穩步建立人民幣貨幣區。這是一個需要較長期才能完成的任務，只有在這個任務完成后，我國才能考慮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當然，筆者在這里提出的只是一種粗淺的思路，目的就在于拋磚引玉，期待著智謀之士對此進行周密的總體戰略研究，包括對如何實行浮動匯率并加強資本項目管制等重大措施進行深入研究。

（來源：手機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