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模式是一種被實踐后成功的后發國家的發展戰略，是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下的外向型發展經濟模式。這個名詞源自于1993年世界銀行出版的一本著名報告《東亞的奇跡：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

新加坡大學的鄭永年教授把其概況為“先經濟、再社會、后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后民主。”東亞諸國，基本上走過了西方成功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但也有兩點不同。其一是經濟現代化的時間大大縮短，在數十年時間里，經濟體從落后轉型到發達。其中日本保持經濟兩位數增長的時間最長，其次韓國和臺灣地區，再次是中國大陸地區。其二是政治發展的相對和平。在西方，民主化的過程充滿暴力，但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無論是已經民主化的還是正在民主化的社會，并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的大規模的和持續的內部社會主義運動。 

從具體做法來說，林毅夫教授，以及人大在一篇報告中將這種模式通用的策略進行了概述。這類型的經濟體實行集權式管理，領導者們秉持著經濟優先發展的目標。通過壓制消費需求，政府設法將資源從消費轉向投資。而為了彌補疲軟的國內市場需求，政府又強力推動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在整個高增長時期，政府利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和產業規劃來影響和塑造市場環境，包括對特定產業進行支持、稅收返還、出口退稅、技術創新補貼、引入外資又對外企的市場準入限制等。 

當然也不乏有對東亞模式持有否定態度的觀點，比如克魯格曼1996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認為東亞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較小, 因此也就沒有技術進步的作用或效率的改善。東亞經濟的重要推動力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可以解釋經濟增長的80%。 

在東亞模式之下，出口是一個后發經濟體被點燃的火苗和早期的原動力，外向型的制造業企業是經濟崛起過程中政府重點扶持的對象，也是經濟早期的支柱。我國也有一大批出口導向性的東南沿海制造業企業群體，而今上市公司中很大一部分也可以歸屬為這樣的類型，比如浙江上市公司中有一半以上是這種類型，典型的有蘇泊爾、浙江永強等等。 

東亞模式下，第二個特征就是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這點不唯獨是中國大陸地區的特征，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在經濟體發展的中期都經歷過一輪政府主導投資的階段，比如臺灣的“十大建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很多上市公司依賴于政府訂單而生存，比如東方園林、圍海股份等。 

東亞模式下發展到經濟高速增長的后期，有規劃下的產業政策、科技型產業補貼和轉型升級、進口替代，也是重要的特色。依賴于強勢政府的產業規劃和政府補貼而崛起的行業，比如臺灣地區和韓國的電子業，中國大陸曾經的光伏、新能源汽車和而今的半導體。         

后工業化時代，是1973年由美國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提出的。后工業化社會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制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經濟方面的標志是由商品生產經濟變為服務經濟；職位方面的標志是專業和技術階段處于優先地位；在決策方面，則是創造新的“知識技術”。 

這種說法太抽象和籠統，歷史經驗來看，不同的經濟體在后工業化時代的表現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日本號稱失去了二十年，國內經濟停滯，但日本企業卻在日本之外造就了另外一個日本，在全球各個產業鏈中占據著技術的高地和繼續維持著進入壁壘，每年在全球各地產生了巨額的收入。 

再比如韓國進入后工業時代后，淪為財閥主導的經濟體，社會階層固化，雖然是發達國家但年輕人卻不斷逃離。韓國的幾大財閥企業卻在全球產業鏈上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如三星集團一家企業在越南的產值已經占據越南出口額的33%；

再比如臺灣地區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后，由于經濟體規模太小且極度依賴于電子業，擁有良好的基礎卻先后錯過了互聯網時代、移動互聯網時代；社會族群也陷入撕裂；但受益于融入美國主要的全球電子業產業鏈，成為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臺灣的頭部企業仍舊保持著超過經濟增速的極高年均增長和良好業績。

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后工業化時代給了我們兩個最大的啟示。

第一，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和觸底，究竟是保持6%還是4%一點也不重要，這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于經濟發展期的時代，放下曾經所有以為對的經驗，降低預期來保持好的心態去迎接這個時代。

第二，經濟高速增長過后，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使得工薪階層薪酬和工資外收入得以微薄增加，但伴隨著的也是存量經濟下階層無可動搖的固化和撕裂。 

企業是時代的產物。那在后工業化時代，究竟會是哪些類型企業的好賽場？會有哪些類型的上市公司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突圍而出，成為后工業化時代的寵兒？         

（來源：億歐）